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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2021年第4期|傅恒:写给《青年作家》创刊40周年
来源:《青年作家》2021年第4期 | 傅恒  2021年06月02日16:12

原标题:一个刊物和一群人——写给《青年作家》创刊40 周年

一个刊物是指《青年作家》。一群人当然是《青年作家》杂志的编辑们。

一不留神《青年作家》就40 岁了。

我是1993年5月调到《青年作家》杂志社的,在那之前,《青年作家》杂志是我心目中的圣殿。一群有志向有本事的人在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创办了这家文学期刊,极短的时间内便将刊物的发行量达到26 万册。《青年作家》一度与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上海的《萌芽》、南京的《青春》几家青年文学刊物一道被誉为“四小名旦”。想不令人崇拜都难。

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一篇小说引来的全国性轰动效应远远超过当今的网红。《青年作家》在那个大环境下发表过全国许多好作家的好作品,也推出不少省内作家的好文章。至今尚有人记得因短篇小说《桃花岭照相记》由农村青年变身文化馆干部的肖安宁,记得众人讨论短篇小说《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的热潮,记得乔瑜的小说和纪实文学灵动精妙的讲述,以及他创意性地使用副词作为句子或段落开头,引来不少人模仿借鉴。好多年后继续有人转弯抹角跟着这套笔法走,还以为是自己中文娴熟。那时候尚属改革开放初期,现在回看,成都市当时对创新的包容和《青年作家》编辑们敏锐的创造意识,确实令人不可小觑。

我和许多人一样,曾经把作品能上《青年作家》视为可以在梦中笑醒的事,可惜我笑醒的次数不多。记忆中最灿烂最幸运的是参加过《青年作家》举办的“西藏笔会”,那次笔会来了王朔、池莉、李杭育、姜滇等当红作家,能组织起如此阵容,足以见《青年作家》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当然,更辉煌更荣幸的是两三年后我接到来《青年作家》杂志社的调令。

特别遗憾的是,我到《青年作家》杂志社的时候,当初负责业务的主编副主编都离开了。著名评论家邓仪中去了《四川文学》任主编,发表过不少脍炙人口佳作的大作家榴红退休,创造力超强的青年才俊徐慧与何世平也离任,徐慧出国,何世平先到电视台,后担任峨眉电影集团总裁。没能直接跟随这几位主编副主编学到更多本事,是我缺少福分。

面对各位前任竖起的高峰,我更多了惶恐与失落。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离开也从一个角度表明了文学的黄金时代正在消失。

《青年作家》杂志跟随历史的脚步走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替时期,走进“文学地位回归正常”的年代。

上世纪90 年代初,文学狂热逐渐被经济大潮取代,盛行的“文艺细胞”变成“经济头脑”。《青年作家》发行量从26 万册猛降到几千册。我以为仅此一家倒霉,恰逢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座谈会在成都召开,我和担任过“全国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前身之一)”评委的汪寒洁一道参加。汪寒洁名字妩媚实为大老爷们,名字和性别的意外,盖不住全国文学刊物现状带给的惊愕,《青年作家》几千册的发行量在文学期刊中居然算多的,许多刊物的发行量都徘徊在一两千册内,用某个参会主编的话说,发行数还在一帆风顺往下掉。

谁也有面对历史拐点的时候。

刊物的盈利化为乌有,办刊经费自然紧缺,好在市政府保障了人头费和办公地点,加上一群优秀敬业的编辑不懈努力,使得《青年作家》一直正常出刊。

萧青是我到《青年作家》杂志后送走的第一个老编辑。

《青年作家》创刊前萧青是《成都晚报》副刊部的编辑,扶持过众多的文学作者。《青年作家》创刊后她调到杂志社,10 多年时间里继续为推出作家作品出力,我调来时她已病重住院。她在医院反复对我交代的事就一件,她的抽屉里有一篇编了一半的稿件。她去世后我找出那篇小说稿,发现她做了不少修改,我感叹后选择接着她往下编,这篇小说发表,并在几家刊物联合举办的征文赛中获奖。萧青老师身上体现的是《青年作家》编辑们的一贯做法,我自己也曾在《青年作家》编辑身上感受过这份温暖。那群编辑不愧为杂志社最珍贵的财富,也由此成为我在《青年作家》八年间最不能忘却的记忆。所以,《青年作家》创刊40 周年之际,我接到约稿电话立即想到要写什么。

火笛和刘滨,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1993年的时候分别负责《青年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火笛是成都工人作家的佼佼者,他不是靠当时很强调的工农兵身份,而是靠小说作品引人注目的。在文学爱好者中提火笛二字,会有不少人顺口列出若干篇小说来。要知道,那个年代不时兴自费和买卖版面,也不拉关系抱团,要发表一篇作品离不开真本事,但从来没人听到过火笛自吹和炫耀。写到这儿我顺势回忆了一下,从我认识《青年作家》的编辑到在杂志社度过八年,从没听见有编辑自我表扬过,这风气应该是创刊起就形成的。据有关专家解说,这既属于素质,也包含自信。

我到《青年作家》后火笛是编辑部主任,负责二审,每天单独坐在一个偏僻位置,默默审读每个编辑选送来的稿子,像医生处方一样,给每篇稿子提出长长的审读意见。全力投入编辑工作的代价是荒废了他自己创作,我到杂志社后就没见他再写一篇作品。只偶尔听他讲过一两个段子,比如:有个酒客一大早来买散装酒。酒客赶在盖瓶前喝了一口,抱怨店家兑多了水。店家不服,拿过瓶子自己尝了尝,当即懊恼:遭了,忘了兑酒!火笛的讲述简洁生动,如他的小说。非常不幸的是,火笛退休不久即患病去世。他进杂志社,世上少了一个小说家,他离开杂志社,世上少了一个称职的好编辑。

刘滨是成都诗歌界的领军人之一,曾在好多报刊上见到他的诗歌,一度多到刘滨的名字几乎就是诗。高产的诗人因激情充沛养成直面正义疾恶如仇的性情,要么不发言,一开口必然黑白分明。不仅言论上如此,行动也不偏,做编辑就停下写诗,全身心从曾经是海量的诗歌来稿中淘金,然后用自己的诗意细胞替作者编稿。经他手处理妥当的诗稿都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排版。

当时因探索文学面对市场的道路,《青年作家》已离开市文联,转由出版部门管理。行业不同对刊物的要求也不一样,从培养作者转换为与市场接轨。那几年文学的市场萎缩很快,诗歌更是首当其冲。不仅文学刊物,地方政府也同样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有限的资金必须首先用于发展经济保障生存。刘滨后来去了一个有条件不招惹市场的刊物做副主编,继续为繁荣诗歌创作作贡献。

田子镒和汪寒洁应该是被编辑耽误的歌唱家。一次,我们在青城山开会,他二人拿着话筒唱当年流行度很高的《赞歌》,别人都唱删减版,他俩从前面的哼哈到末尾的嗬咿一个音节不少,且非常到位,当场倾倒一大群游客。特别令人嫉妒的是,这批游客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只是有一个事实需要说明,喜欢这首歌的人都不会太年轻。

田子镒和汪寒洁没到歌界发展而是来《青年作家》做编辑,选编了大量好稿,各自发现了一大批值得联系的作家,关键是他俩还共同负责刊物最后的文字把关。《青年作家》的文字错别率长期保持在十万分之一左右,获得过全国奖。文学期刊界多出两位优秀编辑,音乐界少了两个抒情男高音。

本来拟担任副主编的田子镒不久去了更有市场前景的刊物,这也符合市场规律。田子镒离开后,文字把关工作全部落到汪寒洁一个人头上,每期所有文字都得细读至少两遍。每次看到汪寒洁瘦瘦的躯体伏在桌前,我都想过杂志社应按市场法则在经济上给他一点待遇,无奈受现状掣肘,一直没实现。有天印刷厂等着开机,我陪着他加班到半夜,他夫人打电话来怒气冲冲骂了我几句。拉着人家的老公加班确实该挨骂,我由此多了个体会,电话也是一柄双刃剑。

成都市很重视《青年作家》,为支持刊物出台多项措施,包括推荐汪寒洁和我参选成都市政协委员。我俩借助政协的影响力,为刊物争取经费和建议回归文联做了一些努力。事后回忆,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一两个提案,是地方的经济发达了。看来,文学要想自立于市场,依旧任重道远。

《青年作家》杂志社的珍贵财富中有一批“美编”,不是美术编辑,是美女编辑。这称呼是一些作者赠予的。许多人都认识她们:严庆蓉、刘雅平、王雪杉、史唯、阿慧、杨红樱。一群原本可以靠颜值的年轻女士,偏要来干已经边缘化的寂寞事业,且非常敬业。说一件不可思议的小事:最年轻的王雪杉责编的一篇稿子,不知怎么在标题上错了一个字,这本来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刊物出来,王雪杉独自藏在厕所里哭了好一阵。要知道,杂志社并没有因此搞什么奖惩,也没人指责谁,完全是她在自我懊恼。这样的现象,如今还能在多少地方看到?

文学编辑讲的是耐得住寂寞,闯荡市场又是另一种学问,所以,人才流动十分正常。先后有刘雅平调离,王雪杉和史唯“出口”,杨红樱请长期创作假,阿慧是在刊物经济状况好转后调走的。严庆蓉曾经调离过,不久又回来,她心里的文学情结没法消失。我明白,这应该是绝大多数编辑想到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严庆蓉是选稿和联系作者最多的编辑之一。当刊物在成都市委市政府关心下如愿回归文联,办刊经费得到基本保证,不再勉强走向市场的时候,严庆蓉成为《青年作家》新的副主编。她和被编辑耽误的歌唱家汪寒洁、帅气踏实的孔繁宇、脾气臭责任心强的黄简、“美编”阿慧成为这本刊物那个时期的中坚,靠他们,保证和助力了《青年作家》的质量上升。

孔繁宇和黄简都是名气不小却相当低调的老资格编辑,两人选编了不少佳作也联系有不少作家,但从不张扬一个字。孔繁宇一副阳刚俊朗的模样,习武的身材却误入文学界。他除了选稿编稿,平常很少言语,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来单位,坐下后埋在稿子堆里很难起身,直到下班再推着自行车出门。那些年的成都被称作自行车上的城市,他和编辑部同仁们都是造成这现象的一分子。

黄简脾气不好可能和他的家庭生活不顺有关,或者可以把这话倒过来说。但黄简的职业态度几乎无可挑剔,从不利用选稿拉关系谋私利。他和我有一段时间同住在编辑部里,下班后我俩私下聊过,他说《青年作家》之所以能留住他,是这儿风气正,和这群人共事,不憋气不招祸事。他说这种风气从创刊起一直沿袭下来,很对他的性情。黄简已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这番话却将永久留在我脑子里。

更庆幸我此生能成为《青年作家》的一员。

除了这些编辑,杂志社还有几个专职的行政后勤人员,因为本文是讲编辑们,文章也不能拉得太长,那些人只好留在今后再写。认识的一代编辑渐行渐远,不认识的新一代编辑又会走出新的路子来,据说人类史都是这么写的。那么,《青年作家》四十华诞之际,就祝愿新一代编辑们继续增添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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